日期：2025-08-26 04:21:08
十倍杠杆股票当纪登奎踏入九号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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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古以来，握有权力之人往往难逃滥用权力的魔咒，此乃恒久不变之真理。”
在那个年代，我与纪登奎的对话多在劳碌的旅途中、茶歇时的闲谈中，亦或在造访他的住所、传递文件的间隙中进行。通常，他口若悬河，而我则全神贯注地聆听。间或，我会插话提问，他亦会适时驻足，征询我的意见。面对我的疑问，他往往不予置评，仍旧按照自己的步调继续前行。这种随性的对话，若融入历史的厚重底蕴，便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元稹的名句——“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固然，将纪登奎晚年的生活比喻为“白头宫女”似乎并不恰当，然而其中所蕴含的意境却与某些方面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步入晚年的纪登奎，生活愈发显得孤独，心情亦显凄凉。他提及的诸多高层往事，实则不过是闲谈而已。老年人的闲谈，往往并不在意是否有人倾听，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孩提之童，也能成为谈论的对象。我当时的感受亦是如此模糊，然而，其中的一些内容，我深知其价值所在，因此在交谈结束后，我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记录。
（一）周恩来
闲聊之时，纪登奎常将周恩来作为谈资，其提及之频次，恐怕仅略逊于毛泽东。
纪登奎曾向我提及，那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幕：周总理在林彪事件爆发后所表现出的情感波动。在那个紧张的时刻，周总理掩面痛哭，悲声哀切，肩膀随之剧烈颤抖。我与他同在一室，他似乎难以自抑。面对周总理的极度哀伤，我试图安慰他，并分享了对林彪问题被揭露的喜悦。然而，周总理并未接受我的慰藉，也未曾向我解释他哭泣的缘由。当我追问为何他如此伤心时，纪登奎并未给出确切的答复，而是转移了话题。据我所知，尽管纪登奎曾与九号院的同事们提及此事，但他从未公开解释周总理哭泣的真实原因。
周总理泪流满面的缘由，或许交织着诸多情感。这或许源自于他对我们党所走过的坎坷历程的深切哀痛，亦或是他对林彪不幸遭遇的深切哀悼，甚至可能是林彪离世之际，周总理内心深处的痛苦被无情触动。在随后的闲谈中，纪登奎提及周总理与林彪，却并未直接道出其哭泣的真正原委。然而，从他的言辞中，我能深切感受到，在纪登奎看来，周总理与林彪之间的关联远非一纸文件所能简单概括，亦非仅凭周总理与林彪集团斗争的表象所能完全诠释……纪登奎曾多次感叹：“自林彪事件以来，周的处境愈发艰难。”周总理本人也偶尔会含蓄地流露出类似的感伤。
纪登奎曾披露过他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专案的一次经历。自林彪事件爆发后，他肩负起林彪专案组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与纪登奎一同向毛主席汇报案件进展。纪登奎表示：“此次汇报，主要由我向主席亲自汇报。鉴于我负责专案的具体执行，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主要负责倾听，并在会议结束后提出宝贵意见。在汇报中，我着重介绍了对涉案人员的审查情况，并特别指出林彪集团企图对主席构成威胁的阴谋。”
“初抵中央，你对这里的政治氛围尚不甚熟悉。”纪登奎听罢，便不再追问。此后，我试图探究纪登奎是否已领悟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所蕴含的意图，但他并未提供确切的回答。
纪登奎的评语中，周曾指出他“尚未充分融入高层政治的氛围”。这番话或许隐含着，纪登奎在应对高层政治事务方面，尚未达到理想的成熟度和适应度。在随后的非正式交流中，类似的观点亦有所流露。纪登奎透露，周并未对他进行详尽的阐释，他只能自行去揣摩其真意。在当时中央领导团队中，资深的领导们并未在这一领域给予具体的指导。此外，在处理重大案件时，高层领导之间也鲜有进行个人层面的意见交流和沟通。
纪登奎曾言：“至于林彪事件，我与周恩来总理及其他政治局成员，均未曾于会外私下议论，即便在会议中，对于林彪问题的讨论，亦严格依照主席的指示进行，无人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周恩来总理或其他中央领导，亦未曾表露过个人对林彪坠机事件的看法。因此，我对周恩来总理对于林彪坠机事件所持有的个人立场，一无所悉。”纪登奎所描述的这种领导层间微妙的沟通模式，或许正是高层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华国锋
在闲谈之中，我获悉纪登奎在晚年主要保持联系的资深领导人，分别是李先念和华国锋。回望“文革”那个年代，纪登奎、华国锋与李先念都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要职，他们并肩奋斗了数年。当纪登奎踏入九号院时，华国锋已经退居幕后，而李先念则身兼政治局常委及国家主席的重任。关于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纪登奎鲜少主动提及。往往是在我们讨论某一事件或话题时，他才会偶尔提及近期与某人的会面，以及该人对某一问题的见解。正是通过这些零散的片段，我得以窥见他们之间的互动。
华与纪登奎同宗同源，根系相连，均是山西老乡，他们的革命生涯亦颇多相似之处。但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职场上似乎并未有过直接的交往。华加入国务院的时间晚于纪登奎一年，而进入政治局的时间则晚于纪登奎四年。华调入中央后，曾暂时接过纪登奎的职务，负责分管农业工作。直至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华、纪登奎及陈毅副总理联名向毛泽东主席上书，提议指定专人负责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而他们三人则负责具体事务的处理。
毛泽东同志作出指示：“由华同志担任牵头人，邓同志专责外事。”次年二月伊始，中央发布了第一号文件，正式任命华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并负责中央日常事务。紧接着，纪登奎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71年二月，华同志抵达北京，正值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与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随后将他自湖南省调至国务院业务组，担任副组长，负责接替纪登奎同志管理财贸、农业以及国务院值班室（即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等事务。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纪登奎同志在一段时间内不再分管财贸、农业和值班室，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处理中央组织部、领导干部专案等党务系统的事务。当年九月上旬，即“9.13”事件发生后，纪登奎同志的主要职责转变为负责林彪案件的调查与处理。
“您未曾洞悉事件的全部真相，这并非华本人的主张，亦非他的本意。实则，在会议上提出针对华的宣传计划的是叶某，对此我和华本人都曾明确表示过我们的反对。然而，叶某坚称，此举并非仅仅为了华个人，而是出于对全党事业深谋远虑的考量。因此，我亦无法再对此事进行过多的辩驳。无疑，在讨论华辞职事宜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叶某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自我批评，他坦承自己曾误解了毛临终时的遗愿，其实本意是协助华。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曾临时负责宣传工作，但不久后分工便有所调整，我不再负责这项职责。”起初，我对纪登奎的说法抱有保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通过其他途径也逐渐获取了相关信息，尤其是阅读了邓力群回忆录中对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叙述，这才确信纪登奎所言并非空穴来风。
纪登奎虽鲜少对华发表褒扬之词，然而从他的话语间，仍可窥见他对华敢于坚决处置“四人帮”之举怀有敬意，对其果断与胆识赞赏有加，令人瞩目。然而，华在处理后续诸多事件时，似乎显得力不从心，整体而言，其领导能力仍有待提高，特别是在面对关键考验时，似乎欠缺了应有的责任感。在纪登奎看来，华的迅速引退也在情理之中。
观察表明，纪登奎与华之间的私人关系，实则远未如外界所传那般紧密，甚至可能存在一些摩擦，但具体的细节却并不明朗。纪登奎曾回忆，在华初掌最高领导权时，他一度负责宣传工作，但不久之后，他的职位便发生了变动。自此之后，他也不再负责组织部的事务，这一职责主要转由汪东兴接任。从这一变化中可以看出，在华掌权期间，纪登奎在党务领导层中的影响力显著减弱。这种权力结构的调整，或许源于华对纪登奎信任的裂痕，他主动对高层权力进行了调整；或许只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亦或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不得不对纪登奎的部分权力做出牺牲。然而，这些真相似乎都被一层迷雾所笼罩。纪登奎在闲谈中透露，高层权力的争夺与权力结构的重组，其内在逻辑错综复杂。结盟者未必是真正的朋友，关系紧张者也可能因特定需求而临时结盟；有时，为了维护整体利益，不得不牺牲部分权力；有时，重用某人，则是为了争取或平衡某一派系。
（三）胡耀邦
1987年，我国政坛风云变幻，总书记胡同志的辞职举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当年春光乍泄之际，我有幸伴随纪登奎同志外出进行调研，这段经历让我得以亲耳聆听纪登奎同志对时局的深刻见解。在与众多高级干部的交流之中，胡总书记的话题无疑是讨论的焦点。纪登奎同志对胡总书记的评价，既坦诚又直率。
根据史料记载，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某对纪登奎等人发表了直率的批评观点。随后，随着纪登奎辞去政治局委员一职，胡某在回应华某的批评时，对纪登奎的问题也隐晦地进行了提及。我认同此观点：在华同志的领导下，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主要依赖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和苏振华同志，并相应地引入李鑫同志与郭玉峰同志参与其中。他们执掌两大关键领域：其一为舆论引导工具，主要由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负责，吴德同志在初期亦可能涉足其中；其二为人事安排工具，则由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吴德同志主导。这两个核心团队颇为自负，态度亦略显傲慢。他们以少数人之力处理事务，行事神秘，大权在握，以至于即将公开的信息，连宣传口负责人耿飚同志也难以预先掌握。这种工作模式，无疑是四人帮被粉碎前的一种典型行径。（戴煌，《胡xx与平反冤假错案》，三联书店，2013年4月，第一版，第43页）。从胡xx的述说中，我们得知纪登奎一度紧随华的步伐，亦或是华对纪登奎倾注了极大的信任，这种紧密的协作至少持续了整整一年。然而，随着岁月的流转，华逐渐减少了对纪登奎的依赖，其背后的原因依旧笼罩在神秘的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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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回忆道，大约在1982年，他卸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尚未踏入九号院研究员的行列时，胡某曾与他进行了一次关键的对话，话题主要集中在工作安排之上。“胡某与我交谈，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河南的工作安排。我向胡某坦率地表达，河南是我曾长期耕耘的故土，那里的关系网络错综复杂，若重返故里，难免会遭遇诸多不便。因此，我礼貌地婉拒了这一提议。自那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
纪登奎继续说道：“我先前已向你提及，曾就你的职务分配与你进行过商讨，初衷是希望你前往西北地区任职。你也曾坦言，鉴于该地区历史纷繁复杂，你对赴任有所顾虑，表示不愿接受这一安排。”纪登奎回忆道，1973年，毛泽东曾委派他邀请胡耀邦进行交谈，意图是希望他能调至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一职。然而，胡耀邦婉言拒绝了这一提议，声称自己不适宜前往西北，并解释称这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他在那里曾遭受了不少挫折。
纪登奎说：“胡当了总书记以后，事情轮转回来。当年是我胡，谈胡的工作安排，现在是胡找我，谈我的工作安排。我们又说到当年的这件事。胡表示，他当时不愿意接受到甘肃工作，是因为对当时政治形势已看破，不想出来工作，就找了历史因素做理由。”纪登奎说起与胡的这次谈话，议论到：“胡耀邦当年不愿前往甘肃，或许是对政治局势的深思熟虑，即便赴任也难以施展。然而，原因或许更为复杂，不排除他对于甘肃省委书记这一职位的重要性有所疑虑。”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后不久的时期，纪登奎在与老友交流，以及与我闲聊时，多次表达了对胡耀邦的看法。
首先，在经济领域的涉猎上，他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尚显稚嫩，对经济话题的探讨有时显得不够深入，比如对于企业“利改税”政策的理解就缺乏深度；其次，在语言表达上，他偶尔显得过于急躁，依照惯例，诸多问题需经政治局研讨后才能对外公布，但他却未经过充分讨论便自行发表了观点；再者，在外交事务中，他经验不足，在一些场合的发言和立场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尽管如此，纪登奎强调，对于高层领导而言，是否精通经济或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并非关键，领导者的核心能力在于掌握治理的艺术。他严肃地强调道：“正如毛主席所教导，他多次以此告诫我，对于一位领导者而言，是否精通专业知识，是否谙熟经济运作，并非至关紧要。关键所在，在于必须精通治国之道，必须掌握引领民众的艺术。”
谈及胡辞职所引发的广泛热议，纪登奎坦率地表示：“目前，基层普遍对胡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然而，伴随着赞誉声的此起彼伏，胡所面临的困境似乎愈发棘手。若真心希望助力胡，此时不宜对他过度赞誉，尤其是在涉及中央层面的问题上。”他特意叮嘱我：“你们在对外讨论胡的事情时，务必保持谨慎，切勿轻易发表意见。”考虑到这仅是闲聊，我并未对此事过分关注，便回应道：“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无论发表何种言论，都显得微不足道，无论怎样议论，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他听后，微微一笑。
（四）赵紫阳
随着1987年的钟声悠扬响起，赵同志便肩负起总书记的重任。在与他的对话中，纪登奎同志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赵同志的深切期望。他屡次提及与赵同志之间那份和睦融洽的交往。
赵源自河南滑县，纪登奎则根植于山西武乡。尽管他们分属鲁豫两省，但地理位置相近，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均为冀鲁豫根据地的战士。赵比纪登奎年长四岁。在纪登奎投身抗日斗争之初，他主要在赵的家乡滑县组织动员农民，那时便与赵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抗战进入尾声，他们曾在第一地委共事，赵任地委书记，纪登奎则担任民运部长。赵与纪两家夫妇关系和睦。直至1949年大军南征之时，赵被派往广东，而纪登奎则留在了河南。
纪登奎回想起赵的一段过往。文革落幕不久，赵肩负重任，被任命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彼时，国务院颁布了一项重大决策，指令从四川调拨特定数量的粮食与化肥。但负责调拨工作的省级领导在向国务院汇报时透露，这批物资暂时被四川方面扣留，无法按时移交，并紧急请求国务院能迅速介入进行协调。纪登奎随即亲自拨通了赵的电话，敦促四川方面尽快放行。
赵在电话的另一端语气坚定地表示：“我此行前往北京参会，听闻外间有人戏言，言四川贫穷至极，竟至大姑娘无衣可蔽体。为此，我决定将这批粮食与化肥暂时留下，旨在提升四川人民的生活质量。”纪登奎对这一决定表示了默认。他回想起1976年那场被称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波，当时赵因邓小平之事陷入困境，而他本人也曾伸出援手，给予帮助。
自赵总理就任国务院以来，双方的联系始终未曾间断。纪登奎回忆称，赵总书记上任伊始，赵夫人便亲自莅临家中进行探望。他解释道：“总书记公务繁重，外出多有不便，因此特地派遣夫人代表其前来拜访我们夫妇。”然而，关于赵夫人此次访问时具体谈及的内容，纪登奎并未做详细披露。
某日，我与纪登奎一同前往一位曾担任省省委副书记的昔日战友家中进行拜访。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个上午的欢聚时光。起初，我们的谈话聚焦于胡某的辞职事件，紧接着又回忆起解放战争时期与赵某共度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分享了许多年轻时的趣闻轶事，甚至对赵某的恋爱婚姻历程进行了细致的回顾，并追溯了赵某南下广东后我们之间的联络情况。在告别老战友的住所，归途中，纪登奎特意叮嘱我：“刚刚我们讨论了赵某的诸多往事，你切记不要在其他场合提及。”
胡刚离任之时，胡与赵的密切关系亦成为众多老干部热议的焦点。众人普遍认为，他们二人对改革充满激情，并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并肩作战。但纪登奎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坚信事情远比表面复杂，政治理念可能并非决定高层政治力量组合与演变的关键。谈及此类话题，他常轻描淡写或欲言又止。我不禁好奇，他的这种表述，是基于丰富的高层政治经验进行深入分析，还是对高层内部情况有直接的敏锐洞察？
（五）谈“权力与反面”
在闲聊之际，纪登奎总是乐于表露心迹。每当触及某个人物或事件，他便随性而发，提出一些颇具概括性的观点，这些言辞既如同生活的哲理，又似是对理论的解读。在阐述这些观点时，他时而沉浸于自言自语，全然不顾周围是否有人倾听；时而仿佛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讲，然而在这模糊的感知中，唯有我一人默默聆听。我曾将这些言论逐一记录下来，但时至今日，仍旧难以形成系统而深入的理解。他反复提到的“权力使人走向反面”这句话，在我看来，与那句广为人知的警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权力止于边界。自启蒙运动兴起以来，“权力腐败论”便已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石，并深深植根于民众的政治认知之中。在审视政坛历史时，纪登奎曾多次强调，权力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变为腐化的催化剂，使人背离初衷，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他经常以个人或事件为例，通常以毛泽东为论述的起点，有时则从这一理论出发，进一步讨论毛泽东，或者提及毛泽东时代其他领导人，乃至当时在职的官员。
截至目前，纪登奎在论述权力如何导致人性扭曲的过程中所提及的那两位当时活跃在政治一线的重要人物，其详尽资料仍未完全明朗。这两位人物并非当时领导层的最高层成员，而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领导者。纪登奎将这两位人物视为“权力导致堕落”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在他的言辞中，不难察觉到一种隐忧，即某些人狂妄地自诩掌握了宇宙的至理，洞察了人类进步的奥秘，自以为能够左右人们的思想，进而规划社会前进的方向。若此类人物一旦占据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倘若他们借此机会推行个人思想，对社会发展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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