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08-16 04:04:10
券商配资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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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浙江大学：西迁的另一重使命是文化的守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展开剩余89%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终于将库书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先是每年一次曝晒后又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六年，国宝万无一失。
02 中央大学：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至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和教学用的解剖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却未有一丝损耗。
在学校师生西迁入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些农学院的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脚步悠闲，美国鸡、北京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03 武汉大学：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严苛铸就了老武大的辉煌。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04 厦门大学：能藏书，亦可安放求学之心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等人马悉数到齐，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浦江清在日记中写下：“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
在抗战的烽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种类之多样，令人惊叹。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05 西南联大：最贫穷也最富有
1937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它是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当时在昆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主张“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自由”和“严格”成为若干年后追忆联大课堂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性格。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时，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比如理学院，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良好的学风，联大孕育了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恰如彼时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所言，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06 河南大学：书生亦血性
1944年5月初日寇占据嵩县，河南大学师生决定撤出所在地潭头。5月12日清晨，先行撤出潭头的河大师生携带少量干粮和简单行装，涉过伊水，沿着陡峭的山路南行。12日傍晚到达大青沟。当晚大雨滂沱，三日不止，千余师生困厄山中。
15日9时许，日寇数百人分两路侵入潭头镇境，这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在危急之中不知避向何处。一些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向北山转移，而日寇一路骑兵正从北山迂回袭来，师生中有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16日，潭头被日寇的铁蹄所蹂躏，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两姐妹不甘受辱，均投井身亡。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绍先、辛万灵奋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进秋林村西的一口两丈多深的井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被俘，夫人吴芝惠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儿张宏仲被刺伤颈部，张静吾乘敌不备跳入深沟才得侥幸脱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王直青不堪忍受日寇暴行，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一个月后才转赴荆紫关。
07 抗日军政大学：为抗战而生
抗战期间，抗大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华北、陕甘宁、华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扬着抗大的旗帜，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
这所“专为抗战而生”的大学，从一开始就面临极为艰苦的办学环境。特别是挺进敌后办学后，住房、吃饭、穿衣等都成了问题。全校师生搬石垒墙、清除杂物、修整棚圈，把原来的闲房旧屋、马棚、牛羊圈修整一新，作为住处。同时，他们不但要耗费三四天时间去一二百里外的地方背粮，还要到日军仓库把老乡的粮食夺回来。
抗大师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更是无时无刻不在与日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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